這些年輕人，最終可能會加入移民的行列。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時代周報（ID：timeweekly），作者：馬歡，編輯：梁勵，創業邦經授權發布。
每天的春天，是日本 “春斗”（shunto）。
【資料圖】
日本的工會組織會在這個時候與日本各大企業進行談判，以決定打工人未來一年的薪資水平。
今年“春斗”來得比以往更加激烈。最終，以豐田、優衣庫為代表的大企業同意給員工近30年最大的薪資上漲，整體漲幅超過了30%。
然而，對于很多日本年輕人來說，這樣的薪酬談判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他們早已離開這個國家，出去闖蕩了。
據日本媒體報道，受通貨膨脹、日元疲軟、工作環境不理想等因素影響，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選擇出走海外，以獲得更高的薪水，享受更好的生活與工作平衡狀態。
“與停滯的日本相比，更希望到海外發展”、“‘便宜’的日本，再見啦”——日本媒體如此形容年輕人出走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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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海外打工！25歲的志原麻子來自東京，她2022年申請了去澳大利亞的打工度假簽證，這個簽證允許31歲以下的外國青年赴澳工作1-2年。
志原麻子先是在澳大利亞東部的一個農場工作了4個月，隨后又去悉尼做咖啡師。目前，她的時薪達到了21.38澳元（約合人民幣98元），是在日本的2倍多。
23歲的澤田圭吾也選擇了澳大利亞，他在西岸城市珀斯打工。“你在日本干一份普通工作，每個月可以帶回家15-2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900-10500元）。但是在海外，類似的工作，你每個月可以賺30-8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5800-42000元）。”他說。
優渥的薪資吸引了不少年輕人。
東京海外職業轉換公司GJJ創始人田村貞樹表示，2022年海外求職咨詢量是2021年的1.5倍，咨詢群體多為名牌大學畢業、20到30歲的年輕人。另一家求職平臺Indeed的報告同樣顯示，日本人對海外工作的搜尋量創歷史新高，不少留學中介公司已經開始宣傳“一邊留學、一邊賺錢”。
對此，職場顧問平渡淳一指出：“很多年輕人發現，他們可以在另一個國家從事和日本完全相同的工作，但收入是日本的兩倍，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對用強勢貨幣賺錢感興趣。”
日本媒體還發現，不少赴海外工作的年輕人，受過良好教育、英語流利、有專業背景，卻寧愿在他鄉做著飯店接待員、保姆、司機等無專業背景的藍領兼職，也不愿在日本當個白領上班族。
“哪怕在這里做兼職，也比在東京做全職賺得多。” 志原麻子說道。
為何出走？分析認為，近30年來日本薪資停滯不前、日元疲軟，本土工作壓力大，助長了年輕人出國工作的趨勢。
首先是薪酬，盡管今年春季日本開始了30年來最大幅度的加薪，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此前日本的平均工資在34個成員國中僅排在第24位。
如果以1991年到2021年來算，這30年里，日本的平均年薪從37866美元到39711美元，僅增加了1845美元，增幅還不到5%。
相比之下，美國平均年薪達到74738美元，約是日本的1.9倍，在同一期間增長了約1.5倍；韓國早在2015年就超過了日本，目前已達到42747美元。
即便日本真的在今年實現30年來最大幅度的加薪，其薪資水平在主要發達國家中仍然墊底，遠低于OECD平均水平的51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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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歲的雪月翔目前在美國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當他注意到自己的工作在其他國家能獲得更多薪資后，最終在2019年離開了日本。
與工資漲幅小的尷尬相比，日本目前的通脹率已經達到了41年來最高水平，截至今年2月份，其核心CPI已實現連續18個月同比上漲。
除卻薪酬和經濟因素，工作環境欠佳也是年輕人出走的重要原因。
一名從日本汽車企業跳槽到瑞典創業公司的工程師表示，他現在可以拿到原來1.5倍的年收入。“出走的原因是看到在歐洲工作的朋友薪水比我高，卻仍然能在下午6點與家人共進晚餐。而我在日本，常常加班到深夜才回家，有時一個月加班超過80多個小時，很難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現在，這位工程師實現了他理想中的生活：每個工作日都能在下午6點下班回家，與妻子、女兒一起共享晚餐。飯后，還有時間陪女兒出去玩。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日本的女白領丸子分享了自己一天的生活：每天早上8點上班，加班到凌晨2點打車回家，1個月內加班了100多個小時。
未來如何？日本年輕人對自己的前景感到悲觀。
日本慈善機構“日本基金會”（Nippon Foundation）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14%的日本年輕人認為他們國家的未來會變得更好。
這些悲觀的年輕人，最終可能會加入移民的行列。
1989年，日本海外移民數字是58萬人；30年后的2019年，海外的日本移民已經達到141萬人的新高。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移民專家大石奈奈觀察發現，不少在澳大利亞申請打工度假簽證的日本年輕人，被當地的高收入吸引選擇不回日本，他們一般會積極考取相關的資格證，以獲取技術簽證，最終拿到綠卡。
而日本國內的適齡勞動人口則在持續減少。2022年4月，日本總務省發布的數據顯示， 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下降了58.4萬，占總人口的59.4%，創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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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為了緩解年輕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日本已經開始大量接受來自越南等地區的外籍勞工，政府還通過了工作方式改革相關法案，將原本陳舊的工作模式進行現代化改革。
同時，隨著日本迅速老齡化的人口以及勞動力短缺的進一步加劇，日本企業自身也迫切需要提供更高的薪酬，以留住人才和雇傭年輕員工。
但從目前的效果來看，效果遠遠不夠。
比如這個春季的加薪，有日本媒體毫不客氣地指出，加薪雖然幅度是30年來最大，但主要獲益的是大企業的員工。小企業員工占日本全國勞動力近70%，但這些企業似乎不愿意漲薪，因為他們難以轉嫁高漲的成本給客戶。
大同生命保險公司的調查顯示，日本全國范圍內有近9300家中小企業，其中僅34%企業打算近期給員工加薪，32%明確表示不會加薪，34%則尚未確定近期是否會調整薪水。
野村綜合研究所執行經濟學家木內登英表示：“這次加薪，更像是對意外歷史性高通脹做出的臨時反應。無論物價如何變化，明年以后都不可能繼續調高薪資了。”
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星野卓也指出：“優秀人才流向海外，不得不依賴外國勞動者的傾向正在加強。要留住人才，必須要加薪和提高生產效率。”
但其實，即便加薪，日本也不一定能留住人才。在今天的日本職場中，仍然推崇病態畸形的“加班文化”。
20歲的福田快斗還沒開始正式工作，他不想成為上班族。“我最近在面試，感覺得到各大公司爭相展示自己的企業文化，以吸引年輕人。” 福田快斗說，“我當然想賺錢，但我也想有自己的假期。如果工作沒有樂趣，這項工作就不值得我去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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