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新發布的報告稱，烏克蘭危機引發的能源危機刺激了全球能源轉型投資，但投資額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顯著差距，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缺少可用于投資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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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出，當前，國際社會亟需加強能源合作，切實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突破能源轉型瓶頸，推動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
“步調差”明顯
近期多家國際機構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能源轉型正在啟動“加速度”。在《2023年可持續發展籌資報告》中，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統計，2022年的全球能源投資額飆升至創紀錄的1.1萬億美元，首次超過化石燃料投資。國際能源署今年發布的《2022年可再生能源》報告也預計，受能源危機推動，各國可再生能源設備安裝明顯提速，未來5年全球裝機增量有望接近此前5年增量的兩倍。
另據英國能源智庫Ember日前發布的《2023年全球電力評論》報告，2022年，清潔電力（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發電）占全球電力結構的39%，創歷史新高。其中，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占比從2021年的10%上升至2022年的12%，未來還有望繼續增長。
然而，在全球能源轉型持續發展的同時，南北國家之間出現了明顯的“步調差”。
國際能源署（IEA）發布的2022年《世界能源投資報告》顯示，發展中國家擁有全球2/3的人口，但其清潔能源投資只占全球的1/5。除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的清潔能源支出仍停留在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時的水平。
《華爾街日報》報道指出，世界上近60%的最佳太陽能資源都在非洲，但該大陸目前的太陽能輸出量僅為美國的1/10。目前，全球約有9000座煤電廠，其中3/4位于發展中國家。報道援引專家分析稱，這并非因為他們不關心環境，而是因為煤炭是他們負擔得起的最好選擇。對這些國家來說，沒有其他穩定而廉價的替代能源。在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一些發展中國家仍然離不開煤炭。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組織學院副院長崔守軍對本報記者表示，當前，在能源投融資和能源技術發展等方面，全球依然存在顯著的“南北差距”。在能源投資方面，去年來，受烏克蘭危機對全球能源格局的影響，多國紛紛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增加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其中，資本充足率相對較高的發達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在能源轉型方面具有相對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小島嶼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及非洲國家等則進展緩慢。在能源技術發展方面，發達國家不僅加強了對能源相關新興技術的政策指引，這些國家的能源企業也加快了新興技術研發，而“南方國家”在缺乏資金驅動和技術援助的情況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鴻溝持續擴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發展失衡，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構成巨大挑戰。
多因素影響
不少分析指出，發展中國家缺乏能源轉型的“啟動資金”，是出現“南北鴻溝”的重要根源之一。世界銀行今年2月發布的研究顯示，一些發展中國家深陷“越貧困、越難發展”的“能源貧困陷阱”：他們負擔不起清潔能源轉型前期的高昂成本，且難以獲得融資，被迫依賴化石燃料，承受化石燃料巨大的價格波動，并付出高昂的長期成本，陷入能源結構難以升級的惡行循環。
發達國家的援助“口惠而實不至”，加大了發展中國家能源融資缺口。自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以來，發達國家始終未能兌現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融資的承諾。歐洲發達國家曾承諾到2025年對非洲較貧窮國家的氣候項目財政支持增加一倍，這一承諾目前也只是“嘴上說說”。
外部沖擊進一步推高了發展中國家的能源轉型成本。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2023年可持續發展籌資報告》指出，氣候變化、烏克蘭危機、新冠疫情、債務風險等給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財政壓力，限制了他們投資于可持續發展的能力。2020年和2021年，發達國家用于疫后復蘇的資金支出為人均1.22萬美元，是發展中國家的30倍，是最不發達國家的610倍。
今年3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聯合國最不發達國家峰會上表示，由發達國家設計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惡化了發展中國家的困境。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日前發布的《貿易和發展報告》更新版中警告稱：“隨著全球經濟在金融動蕩加劇的情況下放緩，發展中國家正面臨持續多年的經濟困難，這對其公共投資造成負面影響。”
正如崔守軍分析指出的，全球能源轉型過程中的“南北鴻溝”日益顯著，原因至少有三方面：首先，對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增長客觀上存在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在推動能源轉型時的方針和策略可能更趨于保守，導致投資不足。其二，地緣政治的復歸、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兩個危機的疊加，使部分發達國家更傾向于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在高科技和能源投資等領域更注重增強自身投資，而非面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推動南北合作。其三，美聯儲等帶頭激進加息，導致大量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融資和償債成本大幅攀升，進一步趨向以保守態度面對能源轉型投資。
此外，“南北分歧”也持續阻礙著全球能源轉型進程。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對本報記者表示，由于發展階段、收入水平、承受能力不同，南北方國家在氣候和能源轉型政策、歷史排放責任與補償、碳排放權等問題上長期持不同意見。一方面，發展中國家認為，除了注重減排，他們相比發達國家還有其他優先事項，如公共衛生、減貧、經濟增長等，因此有必要平衡發展和減排，探索適合自己的減排路徑；同時認為發達國家應當承擔歷史排放責任，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的減排資金和技術。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則認為，應該基于目前狀況，尋求能源結構轉型，同時敦促發展中國家加快氣候友好型發展。
需合作應對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2022年適應差距報告》指出，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加劇，脆弱國家亟需更多援助來增強其能源轉型能力。然而目前融資“太少、太慢”，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比預估需求量低了5—10倍且差距還在擴大。到2030年，估計每年需要1600億至3400億美元，到2050年為3150億至5650億美元。但目前支出還不到總額的1/10。
國際可再生能源署日前發布的《2023年世界能源轉型展望前瞻報告》顯示，當前，能源轉型投資仍然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并且只集中在少數技術上。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為0.5萬億美元，而為了實現1.5℃的氣溫目標，各方每年還需投資這一數字的3倍以上。報告建議，發達國家和多邊金融機構要加大對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的資金支持。只有集中力量解決廣大發展中國家轉型的瓶頸，釋放其巨大市場潛力，才能早日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
“碳排放造成的影響不分地點，而且碳排放可以轉移。因此有效的氣候變化應對必須是全球性應對。發達國家在能源轉型問題上幫助發展中國家，實際上也是在幫助自己。”林伯強說，“各國應鼓勵以貿易全球化支持低碳全球化，共同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產業技術水平和能源效率，推動全球綠色低碳轉型。”
“要彌合‘南北鴻溝’、促進能源轉型，國際社會應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合作框架下，加強南北協商合作。”崔守軍表示，“在南南合作方面，金磚合作機制大有可為。金磚五國擁有較強經濟基礎，同時具備推動能源轉型的意愿和行動。此外，金磚國家設立了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制，有專門款項用于推動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投融資，有望為全球能源治理和南南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崔守軍表示，南南合作機制對推動減少全球發展不平衡問題至關重要。近年來，中國政府的做法贏得了廣泛認可。“中國積極開展國際能源合作，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傳授技術、分享經驗，為全球能源轉型注入正能量。未來，各國應繼續凝聚合力，促進縮小南北差距、彌合發展鴻溝、推動包容發展，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崔守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