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建設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推進5G規模化應用，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智慧城市、數字鄉村。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紛紛圍繞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話題踴躍建言。
數字產業迎新機
數字經濟對經濟社會的引領帶動作用愈益凸顯，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新業態新模式快速發展，數字經濟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面對新時期新形勢新挑戰，數字經濟在培育發展新動能，提升經濟質量效益方面大有可為。
全國人大代表、萬豐奧特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陳愛蓮認為，產業數字化特指傳統產業應用數字技術和利用數據資源帶來的產值增加、效率提升，“國內互聯網基礎設施發展迅速，蘊含巨大的數字經濟市場潛力。在大力發展數字產業的基礎上，有必要進一步讓數字產業賦能產業數字化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白云電器董事長胡德兆提交了《關于鼓勵制造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提案》，希望能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胡德兆認為，通過產業集群和工業互聯可有效整合利用現有資源，推動5G、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與制造業的融合。“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產業鏈重構和數字化轉型是企業必經之路。”胡德兆說。
全國人大代表、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則認為，當下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正處于系統化、全方位融合的關鍵時期——隨著技術革新，人機交互界面正在迭代，孕育著新一代互聯網的發展機會;傳統產業被數字化帶動激活，涌現出大量新型平臺和業態;治理現代化與數字化公共服務模式不斷涌現，為數字技術創造了豐富的應用場景和廣闊的產業機會。
破解數字化轉型難題
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也為數字治理帶來了諸多新挑戰，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難等問題凸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針對數字經濟發展痛點難點，紛紛給出自己的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臺盟上海市委主委李碧影認為，在奔騰而來的數字化浪潮的面前，目前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相較于大型企業，缺乏轉型資金、專業團隊和業務縱深的中小微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的壓力與挑戰更大。目前，各細分行業工業標準眾多，中小微企業轉型缺乏自身選擇和整合能力，試錯成本太高。
因此，李碧影建議，幫助提高中小微企業管理者數字化轉型的觀念和能力;對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給予資金和政策支持;加快推動各行業數字標準化建設;向合格完成數字化轉型的中小微企業實施更大力度政府采購;社區購買服務進一步向合格轉型的中小微企業傾斜。
“中小企業‘不會轉’‘不敢轉’問題仍然存在。”陳愛蓮也表示，產業數字化轉型并非局部信息化，而是系統化轉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而實際上，一些中小企業利潤水平不高，擔心資金回報的不確定性，即使想要數字化轉型，從何入手、怎么轉也需要審慎研究、科學研判。同時，數字化轉型人才的短缺也是中小企業轉型面臨的瓶頸。建議加速搭建產業數字化轉型應用場景，“應用場景是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路徑，有必要積極推動建設行業數字化轉型示范基地。”
全國人大代表、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則認為，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中，中小企業和大型行業企業同樣重要。中小企業不僅是產業鏈供應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且是創新的重要源泉，對就業、民生等問題都影響重大。但在數字經濟發展進程中，不少中小企業面臨數字化基礎薄弱、資金和技術人才匱乏等挑戰，升級改造動力不足，也缺乏清晰的著力點和抓手。
楊元慶建議，政府和相關協會共同建立“中小企業數字化發展指數”，為評估中小企業發展水平提供科學依據，這樣有利于相關部門更好地把準不同行業與區域中小企業的數字化水平，更高效地幫助中小企業“補課”;構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加速平臺，為中小企業提供數字化評估咨詢、培訓與資助方案，切實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解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不會轉、不敢轉”的問題;科學精準制定幫扶政策，優化營商環境，助推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包括加大財稅支持力度、完善信貸支持政策、暢通市場化融資渠道等。
著力推進“數實融合”
“數實融合”目前同樣面臨一些問題，比如技術應用與不同行業需求的適配性不強、不同數字工具間難以打通、數字化供需難匹配、缺乏規模化對接平臺等。
針對這些問題，馬化騰建議引導數字科技企業面向核心產業和重點領域進行研發，推進數字化轉型技術標準制定，提高對“專精特新”企業數字化升級支持的精準性和有效性。同時，還要前瞻研究新一代互聯網的關鍵技術與治理規則，探索數字化與低碳化協同發展的中國方案;引導技術、資金等資源要素真正流向實體領域;總結推廣公共服務數字化建設的先進經驗，持續增加對偏遠地區、特殊群體的公共服務數字化供給。
陳愛蓮表示，有關部門應該梳理與整合已有產業數字化政策和科創扶持政策，將產業數字化政策納入科創扶持政策，并落實和優化相關政府專項資金扶持措施，將政策優化面逐漸聚焦產業數字化轉型行動。
此外,也有代表委員指出應強化法治方面的保障。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認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法律制度供給相對不足，立法結構和體系過于分散，數字經濟管理體制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因此建議制定數字經濟促進法和數據產權法。(記者 冉隆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