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券商降薪的傳聞在市場上流傳。有消息傳出，某頭部券商將降薪，根據(jù)不同級別，降薪比例在30%到50%之間。其中，SA級別及以下降薪30%，VP到ED級別的降薪40%，MD級別及以上的降薪50%。同時，又有消息稱，“央企券商薪酬向銀河看齊……”不過，目前尚無法證實上述消息的準確性。
不過，券商降薪的傳聞似乎并非是空穴來風。因為在此之前，也即2月23日，中紀委發(fā)聲：“破除‘金融精英論’‘唯金錢論’‘西方看齊論’等錯誤思想，整治過分追求生活‘精致化’、品味‘高端化’的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不斷加固金融和央企領域落實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的堤壩”。將券商降薪傳聞與中紀委發(fā)聲聯(lián)系在一起，券商降薪似乎在情理之中。
實際上，券商降薪也確實很有必要。從上市券商公開的薪酬來看，券商薪酬遠遠高于國人的薪酬水平。有關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21年，上市券商人均薪酬在26.31萬元-98.3萬元之間，中金公司人均薪酬最高98.3萬元，哈投股份“墊底”為26.31萬元。而據(jù)《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22》顯示，2021年全國城鎮(zhèn)非私營單位就業(yè)人員平均工資為106837元，首次突破10萬元。“墊底”的哈投股份人均薪酬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倍多,中金公司更是達到了近10倍。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而按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收入為35128元，券商最低收入是全國居民收入的7.5倍，最高是全國居民收入的28倍。
值得一提的是，券商高管的薪酬遠高于平均數(shù)。以中金公司高管薪酬為例，其管理委員會成員黃海洲2021年年薪791.4萬元，2020年為1930.7萬元；總裁助理王晟2021年年薪828.5萬元，2020年為1860.3萬元。這些券商高管一年的收入是中國老百姓一輩子都賺不到的。因此，券商薪酬明顯加劇了我國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在這種情況下，對券商降薪30%到50%是很有必要的。實際上，即便是降薪30%到50%，券商仍然還是高薪酬。
也許有人會說，券商之所以高薪酬，是因為券商行業(yè)賺錢的緣故。既然券商能賺錢，薪酬多拿一些也屬正常。確實，券商如果是憑本事賺錢，薪酬拿高一些，確實無可厚非。但遺憾的是，券商并非是憑本事賺錢，而是靠天吃飯，依靠政策來賺錢，甚至是依靠對投資者利益的犧牲來賺錢。
首先，券商是靠天吃飯，靠政策來賺錢。一方面券商是帶有壟斷性質的，從事券商業(yè)務，必須拿券商牌照，因此券商業(yè)務，只有券商才能做，其他人即使想做會做也不能做。另一方面，管理層多發(fā)股，券商就可以多賺錢保薦收入，少發(fā)股也就只能少賺保薦收入。此外，股市行情好，券商可以多賺錢，股市行情差，券商只能少賺錢。
而且券商靠政策吃飯表現(xiàn)在政策對券商利益的呵護。比如，作為全面注冊制重要文件的《證券發(fā)行上市保薦業(yè)務管理辦法》明確規(guī)定保薦機構“不得以明顯低于行業(yè)定價水平等不正當競爭方式招攬業(yè)務”，這是政策對保薦機構保薦費收取的一種“保底”。這無疑是對券商利益的一種保護。
其次是制度不完善，放任券商收取高額保薦收入。保薦收入是券商收入的重要來源。但券商對保薦收入收取的有關制度顯然是不完善的。比如，保薦機構為了收取高額的保薦費，一味推高新股發(fā)行價格，如此一來，新股上市后的投資風險被放大，但保薦機構并不需要為新股破發(fā)承擔責任。在推高新股發(fā)行價格的問題上，保薦機構只有利益，沒有任何的責任，保薦機構因此大量斂取保薦收入。如果新股破發(fā)需要保薦機構用保薦收入來回購發(fā)行人股份，相信保薦機構就不會大力推高發(fā)行價格了。
此外，對券商追責不力，券商對證券市場的責任并未壓實。股市的健康發(fā)展，券商有著至關重要的責任。但實際上，券商收益很大，承擔的責任卻很小。比如，保薦機構保薦不力，往往只是出具警示函、監(jiān)管談話之類，很少涉及到罰款之類的經(jīng)濟利益損失。又比如，作為全面注冊制組成文件的《欺詐發(fā)行上市股票責令回購實施辦法(試行)》并沒有把保薦機構納入到責令回購的主體，又讓保薦機構逃避責令回購的責任。甚至在涉及欺詐發(fā)行對投資者賠償?shù)膯栴}上，很少看到保薦機構的身影，即便是參與賠償也是在賠償金額上大打折扣。
由此可見，券商之所以能賺錢，并不是憑借其自身的能力在賺錢，而是靠政策賺錢，靠制度的不完善來賺錢，靠逃避市場責任來賺錢，靠損害投資者利益來賺錢。也正因如此，券商高薪酬是受之有愧的，對券商降薪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