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志愿之前，先看看毛利率。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有數DataVision，作者：李康平，編輯：張澤一，創業邦經授權發布。
填志愿之前，先看看毛利率。
(資料圖)
1998年，經濟學家湯敏和妻子左小蕾提交了一份“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建議。湯敏認為，和發達國家的35%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相比，中國彼時的5%存在顯著提升空間。更重要的是，時值金融危機過境，擴大內需成為了決策層日思夜想的大事，轟轟烈烈的擴招大幕就此拉開。
三年擴五倍的直接結果是本科入學率快速提高，教培行業成為了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給孩子報班”是一線城市社會消費的重要增量，隨便報一個培訓班，其開銷就夠三口之家把新榮記當沙縣吃。
另一個受益者，是一個名為“高等教育集團”的隱秘群體。
在國內民辦大學版圖里，存在著一大批教育集團，截止2021年底，共計有22家公司在港交所上市。他們并非“野雞大學”，畢竟學歷學位證都是真的，學信網可查。但它們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上海鱗爪》一書中對“野雞大學”的概括：
“這種大學的辦學人宗旨都是以營業牟利為目的，而學校對校舍裝修則富麗堂皇，但學費也高昂異常，對學生培養則純取放任主義，等到畢業時再給他們一頂方帽子，一張文憑就算盡責。”
教育在中國是一個全民話題，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高教集團的起落浮沉是一種對它最樸素的詮釋。
01 上市的高教集團著名的高考機器衡水中學背后，有一個名為“第一高中教育集團”的公司。這家公司曾在美股上市，如今已被強制退市，今年前九個月凈利潤6100萬元。
與之類似，所謂“高教集團”，指手中擁有合法合規能夠被認證的，能夠發放高等教育文憑院校的商業機構。在香港上市的22家高教集團，旗下各類學校覆蓋了全國24個省級行政區，從大專到二本覆蓋面不一。如果算上還未上市的，覆蓋面可能會更多。
例如民生教育旗下的重慶應用技術職業學院和內蒙古豐州職業學院是大專，上海建橋學院是建橋集團麾下的三本院校，江西科技學院和廣東白云學院則是都是中教控股旗下的二本。
又例如總部位于河南省的宇華教育，除了鄭州工商學院之外，在省內各個城市均有部署。
除了本科和專科院校，這些高教集團還會通過收購并購或是自建的方式，布局從幼兒園到高中的一系列學校。
以中教控股為例，除江西科技學院外，公司旗下還擁有南昌的江西科技學院附屬中學和同名附屬小學，其師資力量極為強大，成立時間僅僅五年，中考錄取分數線就常年在680-690分之間徘徊，接近滿分。
這是這類高教集團的一大特點：旗下初高中入學門檻極高，但專科和本科院校恰好相反，過線就錄取，給錢就能上。背后原因也不難理解，作為商業機構，幾乎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盈利。
對于初高中來說，優質的生源是決定一個學校等級的唯一因素，并最終體現在985/211的升學率上，因此在公開招生環節，較高的分數線才能確保生源水平。同樣也能讓“非公開招生”環節擁有更強的“贊助費”議價能力，數萬到百萬級都有可能。
但到了大學，想從二本升級到985/211就困難得多，所以如不廣開生源，提高學費來的實在。高教集團下屬各種高校收費從一萬至數萬元不等，而國內公立大學平均一年的學費在5000元左右。
本質上，這類“連鎖學校”和連鎖餐廳、連鎖藥店在商業上并沒有太大的不同，而它的誕生和迅速擴張，依然可以追溯到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
02 政策的產物按照湯敏的設想，1999年的大學擴招節奏是“三年擴一倍”，但實際情況是擴招了五倍，捉襟見肘的校舍和師資跟不上陡增的應屆生人數，公立高校普遍面臨沒錢擴張的問題。
在中國，這種情況有一個百試百靈的方案：鼓勵民間資本參與。
高教集團得以成型，歷經了三個階段：
1、公辦高校成立獨立院校；
2、獨立院校從公辦高校脫離；
3、高教集團并購整合獨立院校。
1999年擴招后，各大公立院校紛紛引入民間資本，大量錄取分數線極低的“xx大學xx學院”應運而生。這種方式既響應了大學擴招的號召，又避免了低分生源“稀釋”了本部生源質量。更重要的是，高額學費無形中帶來了大量額外收入。一桌麻將，四個人全贏了。
2003年，教育部下發了一份《關于規范并加強普通高校以新的機制和模式試辦獨立學院管理的若干意見》，為公立高校這種先行先試賦予了合法性，潛伏在水下的獨立學院紛紛冒頭。
根據中國科學報的統計，中國獨立院校在2004年猛增，從2003年的9所暴增至215所。獨立學院培養的學生，一度占整體大學生的三成以上。
但2003年的這項政策也帶來了新問題：在這之前，民辦學院屬于模糊地帶，需要“掛靠”在有資質的公立院校下運營。政策發布后，有了合法性的民辦學院突然意識到，自己不需要背后的公立高校了。
在以往所謂的合作辦學模式中，公立高校往往極為強勢。金陵學院的黨委書記就公開吐槽過這個問題：我們學院的資金不成問題，我們僅僅有償局部使用南京大學的資源，但是南大沒有投入一分錢，反而金陵學院已經向南大上繳了幾百萬，而這個費用一般占獨立學院學費收入的15%~30%。
一方面，民辦學院是公立高校收入的重要一部分，另一方面，民辦學院又一直有“脫鉤”的心思。兩者的拉扯持續了十多年，直到2018年，民辦學院迎來了翻身的機會。
當年送審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實施條例（送審稿）》中出現一條規定：禁止公辦院校舉辦、或者參與舉辦盈利性學校，且公辦學校不得以品牌輸出方式獲得收益。
這條政策給兩者十五年的糾葛畫上了句號，嗅到危機的公立院校對民辦學院態度大變，紛紛開始把下轄的民辦院校轉手。雖然這條草案今年7月才正式通過，但在這之前，民辦學院的股份轉讓和改名已經大面積出現。
這項政策的另一個影響是，由于民辦學院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他們便可以依靠雄厚的資本實力并購擴張，而不是依托于單個民辦學院。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又一個“三本之王”站了出來。
時至今日，各大高教集團的收購并購仍在進行中。
03 教育的生意對高教集團來說，主要的經營成本由地租、教師工資等硬性開支組成。這些高教集團的教學水平如何，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利潤水平來衡量：毛利率越低的公司，很可能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成本。
換句話說，毛利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斷一個學生的學費，到底有多少花在了教育上。
畢竟對高校來說，讓一個老師帶500個學生，或者一個宿舍住10個人（有這種情況的可以留言讓大家見見世面），顯然都不現實，唯一壓縮成本的手段，自然是降低教育質量，比如砍砍教師工資，壓縮壓縮設備支出。
以兩家頭部公司的數據為例：
中教控股2021年營收36.82億元，對應27.96萬學生，人均收入1.3萬元，人均成本5400元。
希望教育2021年營收23.24億元，對應23.21萬人，人均收入1萬元，人均成本4900元。
從這個角度看，一些毛利率高達70%的院校，其師資力量的成色，很難不讓人心存疑慮。
對于民辦學院/高教集團這類機構來說，本身沒什么三費開支，毛利率和凈利率理論上應該差不多。但就財報呈現，各家高教集團的凈利率相去甚遠，原因還是把錢花在了收購/并購上。
雖然都是連鎖生意，但高校有幾個不同的地方：
1、校舍裝潢、實驗設備這些都能標準化，但教師不能克隆，與其重新走一遍建校招教師這個流程，還不如直接買成熟的。
2、每所高校都有獨立的品牌，不可能像愛爾眼科那樣買下來統一換成愛爾眼科的招牌。口碑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起來的，直接買成熟學校更加穩妥。
但對于高教集團來說，收購并購的資金獲取成本極高。在最高法院對《擔保法》的解釋中，明確指出：由于教育屬于公益事業，高教集團旗下最主要的資產，各類院校不能用于抵押貸款。
最低價的抵押貸款路徑受阻，只能各顯神通通過其它方式借貸，直接表現就是各家公司財務費用的飛速增長，尤其在2018年高校收購并購政策放開后。
以中教控股為例，財務費用從2016年1500萬激增至2022年3.08億，而資產負債率也由10%不到暴漲至50.63%。
上市之初，中教控股旗下僅有3家高校，2018年至今，中教控股花費95.8億元先后收購了10家高校，俗稱三本之王中王。
大肆收購的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集團層面招生數量水漲船高，營收規模與日俱增。但平心而論，就教育這件事，大大小小的高教集團，可能還真比不上幾十年如一日培養挖掘機人才的山東藍翔。
所以還是那句話，有條件的話，建議大家盡量上清華。
04 尾聲在《置身事內》這本書的第二章，作者蘭小歡寫過這樣一段話：
“我很喜歡兩部國產電視劇，一部是《大明王朝1566》，一部是《走向共和》。這兩部劇有個共同點：開場第一集中，那些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們，出場都沒有半點慷慨激昂或陰險狡詐的樣子，反倒都在做世上最乏味的事——算賬。
大明朝的閣老們在算國庫的虧空和來年的預算，李鴻章、慈禧和光緒則在為建海軍和修頤和園的費用傷腦筋。然而算著算著，觀眾就看到了刀光劍影，原來所有的政見沖突和人事謀略，都隱在這一兩一兩銀子的賬目之中。”
商業的事，財政的事，民生的事，大抵都是算賬的事。和醫療一樣，教育由于其強烈的民生屬性，人們往往會先入為主的從“教書育人”去思考它的方方面面，但在很多情況下，決定其歷史走向的時刻，與大明朝的閣佬算虧空，清政府的群臣籌軍費并無本質上的不同。
許許多多的現象，許許多多的政策，往往看上去難以理解，但算清楚了“一輛一輛銀子的賬目”，也就豁然開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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